烟草与天津这座城市颇有因缘。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机制卷烟厂老晋隆洋行、最早的民族资本烟草企业北洋烟草公司都诞生在这座城市。20世纪50年代，《天津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天津最早的商店》介绍了建于明末的中和烟铺的故事，提出天津商业的兴起与烟草紧密相连。
明末清初，随着天津的发展，烟逐渐成为人们交际的媒介。乾隆年间，天津诗人查为仁在《莲坡诗话》中记录了一句诗：“醉人无藉酒，款客未输茶。”这说明烟在当时有很强的社会交际作用。
烟草初行于市，是通过烟桌传递给消费者的。据清人陈琮的《烟草谱》记载：“市井间设小桌子，列烟具及清水一碗，凡来食者，吸烟毕即以清水漱口，投钱桌而去。”这表明，最初吸烟者很少，而且不是人人具备烟具。
随着烟草的深入传播，吸烟的人不断增加。近代天津名人戴愚庵在《沽水旧闻》中云：“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稀于威凤祥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随着吸烟者的增多，天津烟草业逐渐形成，吊以“烟魁”、“大烟斗”招牌、幌子的烟铺比比皆是，在天津西北角大伙巷还有一条著名的烟铺胡同。烟铺多为前店后厂，集烟丝加工和零售为一体。除了零售的烟铺，还有一种专门进行烟叶交易、批发的集市。清末，天津就有来自山西、河北的贩烟客商所办的烟市。
清代，在天津经营烟草的商人以山西人为主。为了保护大家的利益，实现公平竞争，山西烟草商人成立了山西会馆和天津烟业同业公会。烟草商人发了财，没有忘记对天津这座城市进行回报，他们为修复城墙、建桥修路，曾多次积极募捐。
天津人吸食旱烟比较讲究，习惯将旱烟分成四种，即叶子、锭子、杂拌、兰花。妇女所吸之烟，不外乎锭子、杂拌两种。男子多吸关东烟叶，斯文之士则吸兰花。天津人对旱烟袋也很讲究，烟袋多为乌木杆、银嘴、白锅，并且有男女之别。妇女的烟袋长约5尺，男子的烟袋仅长1尺，为的是出门携带方便。
旧时，秋末冬初，天津人多在夹裤外面套以棉叉裤（亦称套裤，只有两条裤腿，顶端有飘带）。吸烟人外出，为拿取方便，常把烟袋放在叉裤里。清代同治年间，天津的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乡绅在戏院里听戏，烟袋从叉裤里露出一小截。一人从后面拔乡绅的烟袋，由于技艺不高明，被当场捉住。乡绅仔细一看，是位秀才，名叫梅殿起。问其原因，梅回答说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此后，天津便开始流传一句歇后语：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