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有悠久的烟草种植历史。烟草自明末、清初两次传入四川，在四川各地广为种植。据历史学家吴晗先生考证，烟草自明万历末年（约17世纪初）传入中国。最初由往返于东南亚一带的福建水手自吕宋国（今菲律宾）带回烟草种籽，先在闽、粤一带种植，逐渐传播至江浙、湖广等地。
烟草何时传入四川，未见文献记载。据清代四川地方志记载，烟草在明末（17世纪中期）已传入四川，并开始种植和加工，至今已有350余年的种植历史。
烟草在四川广泛传播和种植，始于清初（约17世纪中后期）。明末清初，四川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祸与天灾，人民逃散，地方残破，省城成都曾长达数十年人迹罕见，虎豹昼行。清政府为恢复生产，稳定局面，多次下诏，许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各省人民迁川定居。东南各省人民因此大量迁居四川，形成长时间、大规模的移民潮，史称“湖广填川”。明代引入闽、粤一带的旱地良种作物（烟、蔗、红薯、玉米等）遂随移民潮传入四川，广泛种植。
清代四川的烟草种植大户，多数是福建籍移民家庭，且多为家庭化经营。这是因为福建是中国烟草的发源地，当地居民最早掌握了烟草栽培技术之故。川东云阳县“业烟草者多闽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迁来，所业（烟草）名县中，利颇饶，今土（著）人多承之。烟草出（运）金堂，转运渝、万。近时利渐薄，然仍胜他业”。
四川此时的烟草品种有冠以家族姓氏者。傅荣沐，祖籍福建龙岩州，移居江西瑞金，雍正七年（1729）经湖南又移居四川，“广种烟草”，以其质优，一时“傅姓烟”名重川西。
清代四川种植的烟草品种，全部为晒烟。四川烟农在300余年的种植生产实践中，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条件，总结了大量的繁育良种经验，选育了许多适合当地生态条件的优良品种，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晒烟品种，风格多样。成都平原是全国闻名的晒烟主产区，是国产雪茄烟的主要原料基地。四川省的晒烟分晒红烟和晒黄烟两种类型，优质烟代表品种为什邡毛烟、新都柳烟、郫县大烟、绵竹泉烟。毛、柳烟属深色晒红烟，后两种属晒黄烟，是中国晒烟中早已定型的优良品种。
清代四川的晒烟种植区分布广泛，遍及整个四川盆地及盆周山区，产量及商品量最大且最为集中的地区为成都平原。此期四川多数地区的晒烟生产零星而分散，以自种自吸为主。
从清初至清末（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200余年间，四川烟草种植业发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有：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力主要用于解决温饱问题；经济作物种植技术要求高，难以掌握，生产风险较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四川省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导致省内外运输条件较差等。从四川地方文献的粗略记载估计，清末四川晒烟主产区（川西）每年的商品烟叶量不到1万吨。
清代中期，四川烟草加工业开始形成规模化特色生产。
据清嘉庆年间（1796～1820）蜀人彭遵泗所著《蜀中烟说》记载，当时四川已有相当成熟的烟叶加工技术。烟叶可分为“折叶（烟）”、“索叶（烟）”两大类；丝烟加工技术复杂而规范，出产名品“盖露”、“长行”、“姜黄”、“干丝”等，亦分为加施辅料和原烟两大类；“盖露”、“长行”的品质可与福建名品“闽烟”齐名。郫、崇一带的丝烟加工业最为集中，“城中外 ，阗尽作坊”。
清光绪十一年（1895），中江人吴甲山、游福兴在中江县城开设雪茄烟家庭作坊，利用什邡所产优质烟叶，手工卷制成圆条形烟支出售，为四川第一家商业性卷烟作坊。此期，省内各地先后出现商业性卷烟生产，虽均为手工作坊，但带动、影响了烟草消费习俗，促进了烟草的商品化生产和运输，对四川的烟叶生产具有重要意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中国结束了二千年封建帝制统治，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
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颁布了许多振兴实业的法令及鼓励经济发展的法律规章，直接推动了民国初年的民族实业的发展。1912～1918年，中国实业投资额达到1.4亿元，为前16年的3倍，新注册公司476家，为前5年的1.8倍。从行业上看，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缫丝、卷烟、火柴、食品等轻工业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民族工业企业。1916年，创设于1905年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设厂，1919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增资1500万港元，业务中心由香港移到上海，在国内外设工厂8个，同时在河南、安徽、山东等省推广种植烟草，就地设厂烤烟。从1920年代末开始，四川的烟草生产开始迅速发展。据1934年《经济年鉴》统计，当年四川烟草种植面积达12万公顷，约占全国种植面积的23%以上，为全国之冠；年产烟叶12万余吨，约占全国总产量26%以上，亦为全国之冠。
1930年代，全省可大体划分为5个烟草种植区域：成都平原区、岷江流域区、沱江流域区、嘉陵江流域区、长江干流区，主产区集中于成都平原。据1936年调查，全省产烟县约50个，其中年产商品烟叶50万公斤的主产县17个，位于成都平原的10个；年产5万公斤以上的次产县有11个，位于成都平原的2个。各县年产量波动幅度较大，但川西平原产烟量多数年份均占全省总产量的1/3以上。四川烟叶除运销本省各地外，还远销陕、甘、新、云、贵、湘、鄂等地，并由陕甘商人运销中亚地区。
1920～1930年代，四川晒烟产地大量开设雪茄烟生产作坊，手工叶卷烟开始批量商业化生产。据民国《金堂县续志》记载，金堂县土制（手工）雪茄烟生产十分兴盛，“贫家妇女籍为生活尝数千人”。“县属城内为最，赵镇及各场次之，设庄者计数十家。未立门户者尤占多数，出资有集股、独立之别”。“要皆收买烟叶，觅人代卷，每年出品恒以数万担计”。1919年，什邡烟商集资开办“同茂”等4个雪茄烟作坊，雇工100余人。1923年，什邡王叔言开办雪茄烟作坊，经数年生产，于1926年创制木质卷胚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这一生产技术得到推广，促使四川雪茄烟生产迅速发展。1930年，中江吴甲山之子吴洪章创办吴洪盛烟厂，雇工生产“双狮”全叶卷雪茄烟，以其做工精致，品质优良，颇得市场青睐，销区由川内推及陕、甘、青一带，带动中江县形成新兴雪茄烟产业，全县城乡作坊密集，市场活跃，产品畅销。
1935年，什邡王叔言作坊经反复试验对比，研制出醇味型雪茄烟，深得外地客商喜爱。1937年，王叔言扩大生产规模，开办益川工业社，大量雇工生产，可日产雪茄2万支，为当时川内最大厂坊之一，并带动什邡、绵竹一带的雪茄烟产业迅速发展。由于其产品畅销，川内其它地区烟商亦纷纷开设作坊仿制。雪茄烟业的兴起，促进了对烟叶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农民种烟热情，致使四川的烟叶产量在1930年代中期达到前所未有的纪录。烟草业的兴旺，亦带动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据重庆海关统计，1926～1935年，四川每年集运重庆，销于万县及两湖地区的烟叶平均每年250万公斤；其中销于陕西成县（转口）年均计90万公斤，销于湖北宜、沙（转口）年约170万公斤。川西金堂赵家渡、重庆、万县等主要转运地，纷纷开设专营烟叶、卷烟的商号及行帮、行业公会，形成畅旺的销售渠道和网络。
抗战前夕和抗战中期，四川的烟草业生产曾两次创造全国最高纪录。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华北制造芦沟桥事变，开始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开始。随国民政府西迁的机关、学校、企业大多集中于成、渝等地，四川人口骤增，对烟类消费的需求大涨。据财政部烟类专卖局估计，西南后方各省纸卷烟销量，每年约15万大箱（5万支/箱），其中2/3须外省、外国供应。由于国民政府禁止外国卷烟输入，沪、津、汉等地沦入敌手，四川卷烟市场货源紧张，烟价大涨，有价无货，黑市猖獗。民间对纸卷烟替代品的叶卷烟需求大增，并由此促进了四川烟草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1938年，沙市、宜昌等处原四川晒烟销区虽因战争而丧失，但陕、甘等省销路大增。市场更因纸烟输入不易，价格大涨，人民恒以土烟代替纸烟，故川烟销路日增，价格大涨，烟田面积随之扩大，产量逐年增加，1939～1940年达到战时最高纪录。据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48年统计资料，四川省烟草种植面积1940年达11.27万公顷，占全国种烟面积的26%；产量达14.1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8%，全国最高记录。
1930年代，山东、河南、安徽已成为中国三大烤烟产地，为国内纸卷烟原料的主要供应地。1937年抗战爆发，一年之内，中国主要烤烟产地大部沦陷，烟草生产及相关税收遭受重大损失。1938年，国民政府迁渝，为培植税源，筹措战费，决定在云、贵、川发展烤烟生产。此时，四川地方农事研究机构亦开始烤烟引种试验。1939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四川郫县设立四川烟叶示范场，从事烤烟种植研究和推广工作。1940年，四川开始大规模推广烤烟种植。
在烟草农业生产迅猛发展的同时，四川的卷烟业亦开始迅速发展。1938年，四川的雪茄烟产地主要集中于川西的中江、什邡两县。据1938年《四川地理》记载：中江卷烟作坊大小约200余户，年产卷烟1.2万箱；什邡县正式注册登记的卷烟厂坊21户，益川工业社声名远扬，益川烟品被业界视为“国产名品”。1939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禁销外国烟类产品及敌区烟类产品法令，市场货源骤减，对四川地产雪茄的需求猛增，四川雪茄烟业迅速发展。1940年，仅税务署川康区局川西税务分局统计，川西北等17县登记在册的雪茄烟厂坊共359家，生产牌号530余种；川东税务分局辖区内川东北10余县登记在册的雪茄烟厂坊191家，生产牌号近300种。其中万县一地即达118家，生产牌号157种。1940年，益川工业社常年雇有固定员工300余人，年产雪茄9000余箱，远销省内及西北、西南等大后方各地。
抗战时期，四川的机制卷烟工业开始起步。1938年4月，蜀益烟草公司在重庆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币元），可月产机制卷烟100箱。该公司为四川第一家开工生产机制卷烟的企业。1939年3月，从汉口内迁的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厂开工生产，资本额1125万元，可月产机制卷烟200箱。1941年1月，大通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资本额150万元，设计年产量720箱。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同时在东南亚地区进攻英、美殖民地，由于缅甸失陷，中国唯一海外交通线滇缅国际通道断绝，日军对西南大后方加强封锁，致使物资进口困难，供应匮乏，物价持续上涨，财政支出增加，经济更加困难。国民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修正税法、开办战时消费税及新统税、田赋征实、推行战时专卖制度、开征烟类专卖利益费等。
1941年4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八中全会，决议举办盐、糖、烟、酒、火柴、茶叶6种日用消费品专卖，国民政府财政部于同年5月设立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负责筹划各项专卖事业的实施。1942年5月，财政部设立烟类专卖局，5月1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财政部烟类专卖局战时烟类专卖暂行条例》，并决定先在川、康、鄂西地区实施。战时烟类专卖各项政策的实施，给战时四川烟草业带来若干新的变化。
烟叶生产继续发展。四川省的晒烟产量在1940年达到战时最高峰后，1941～1945年年产量在10.67～11.74万吨之间波动；烤烟产量迅速增长，1937～1945年平均年产量约350～1000吨，名列西南三省之首。
卷烟业继续快速增长，出现民国时期最为兴盛的局面。1942年初，成都市有雪茄烟厂坊72家，牌号130种；什邡县有雪茄烟作坊71家，牌号57种；新都县有雪茄烟作坊28家，牌号49种；中江县有雪茄烟作坊332家，牌号625种。全川共有雪茄烟厂坊800余家，年产量14万箱。厂坊数占全国总数的93.56%，制造量占全国总量的95.70%。1942年10月，总投资额500万元的华福卷烟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年生产能力3000箱。1943年，四川（重庆）共生产机制卷烟5212箱，产量位列陕、川、云、豫四省之第二。
战时烟类专卖实施后，财政部为广辟税源，放宽对手工卷烟制造业的限制。时因卷烟销大于产，市场需求量巨大，各地商家纷纷看好手工卷烟本小利大，申请便利的优势，大量申请开办新厂（坊），四川手工卷烟业进入鼎盛时期。据财政部烟类专卖局统计，1942年全省共有手工卷烟厂家85家，年产卷烟3000箱，其厂家、产量名列全国第三位。至1940年代中期，四川手工卷烟年产量大致约占卷烟总产量的1/3。
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扭转战局劣势，开始转入进攻。此时日军在战略上转为劣势，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驻守东南亚的几十万日军与本土隔绝。1944年1月，日本大本营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以恢复同东南亚日军的联系。1944年4月，日军14万余人南北夹击豫中，国民党军汤恩伯部40余万人一触即溃，5月河南全境沦陷。1944年5月，日军36万余人分三路进攻湖南，2月，湖南沦陷。从9月8日起，日军10万人从广东、湖南、越南围攻广西，11月，桂林、柳州失守，此役在中国抗战史上称“豫湘桂会战”。此役军事上的失利，使国民政府丧失了三省的全部经济基础和收入，财政遭受沉重打击，经济运行几近崩溃。为应付困难局面，1945年1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六八四次会议提出调整税制，彻底简化机构，以适应战争环境。以烟类专卖“病民”，“毫无成效”为由，决定停办。战时烟类专卖至此历时2年余，正式结束。
战时烟类专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按国际惯例推行的专卖制度。战时烟类专卖在政策理念、框架设计、法规建设、实施办法等方面为当代中国的专卖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性借鉴。
战时烟类专卖作为国民政府在战时采取的一项临时性特殊财政措施，在经济方面具有若干积极的效果。
首先，在战时税源紧张、战费支出巨大的情况下，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作用明显。包括推行战时烟类专卖在内的财税整顿政策，使国民政府的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随之激增。1941年约占41%，1942年的财政收入预算中，税项收入较1941年增长1倍以上，较之战前税收，增长数十倍①。1942～1944年，川康区累计征收烟类专卖利益费45153.53万元（法币元），较之战前开征的烟类统税，增长数百倍。此为四川人民为抗战作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明证之一。
其次，战争环境和战时烟类专卖间接促成了四川烟草种植业和雪茄烟业的黄金时期。四川的晒烟种植业在战前和战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带动了相关产业，尤其是雪茄烟加工业的兴盛，奠定了川烟在中国烟草业的历史性地位。战时环境促成了四川烟草种植业的技术更新发展，烤烟的引种和推广是值得记忆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内迁的农业科研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烟草农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创了四川省科学种烟的历史，培养了一批烟草农业科技人才，并为后来的大规模推广烤烟种植、优选品种、科学布局种植区域留下了宝贵的技术性资料，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次，战争环境和战时烟类专卖亦间接催生了四川省的机制卷烟工业。从沿海内迁的企业输入了当时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技术、先进的管理、营销理念，培养了四川省第一批卷烟工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对后来的四川卷烟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1946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内迁四川的党政军民机关企业纷纷东归。四川因战争环境而获得的政治、经济、资本、人才优势不再；烟草市场情况亦发生重大变化，需求总量因内迁机关企业东归而下降；英美烟草制品重新进入市场，川烟在质量、成本、价格上无法与之竞争；抗战后期开始的通货膨胀，更因1946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内战而加剧，至1948年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失控，货币几同废纸，导致烟草企业成本高企，资金困难；国内战争使交通运输不畅，产品外销受阻，四川烟草业尤其是卷烟业因此遭受重大打击，大批厂坊倒闭停产。1949年，全国烤烟产量4.30万吨，仅及民国间最高年份的24.0%；卷烟产量160万箱，仅及最高年份的67.8%。四川手工卷烟业基本歇业；雪茄烟加工业仅有川西少数规模较大企业仍能勉强维持，家庭式作坊大多已歇业；机制卷烟企业在1949年基本停工。此期为民国间四川烟草业最为惨淡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川的烟草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1981年，国家决定对烟草行业实行国家专营。1980年代初，四川省烟草行业实现了“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国家烟草专卖体制管理，烟草行业由此走上了根本性转变之路，行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世纪末，四川烟草行业已成为四川省的支柱性经济产业，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