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悄然渡过鸭绿江，准备在几天后发动第一次战役，中南海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然而焦急等待前方战报的毛泽东，却抽空批阅了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送来的一份关于国内卷烟业发展状态的报告。在报告上，毛泽东亲笔批示：
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纸烟。
批示寥寥数语，却成为新中国卷烟业格局发生巨变的前奏。
事实上，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国内卷烟业发展状况。1950年初，他就曾向杨立三等人“抱怨”国产香烟质量不够好：
现在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拿点好烟招待外宾，但纸烟两面没有中国字，都是外文，很不好。要一种较好的烟出来，不用一个外国字。
卷烟业的困境
毛泽东一语道出中国卷烟业的现实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处于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国营企业并存的历史过渡时期。除东北地区外，上海卷烟业作为全国生产销售中心，此时却遭遇了史上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减产风波。
1949年，上海市内共有烟厂122家，有颐中、花旗两家外资企业，国营仅有中华一家，其余皆为私营企业。作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且基础良好的轻工业，新政权非常重视卷烟业的接管工作，为此专门建立烟草接管组。在接管的同时，也希望能保护卷烟业的正常发展，但却迎来了事与愿违的行业状态。
1949年头4个月里，上海烟厂总产量为43万箱。5月上海战役爆发后，卷烟产量暴跌。据统计，1949年上海卷烟全部产量仅有84万箱，比1948年骤降了三分之一。到了该年底，原料物资价格继续猛涨，卷烟生产成本高于市价的剪JJ差，厂商生产越多亏损越大。大部分烟草企业都不得不减产降低成本以度时艰。据中华烟厂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相关部门组织的调查显示，当时上海卷烟企业大致可分为六种情况：能继续生产者36家，无力生产者20家，要求歇业者10家，已迁厂者4家，业已停工者6家，无机器设备或从未开工者10家，其余皆处于半停顿状态。卷烟从业者惊呼：“这是上海卷烟工业前所少见。”当时上海地区单卷烟工人就有四万之多，烟店打工者至少三万，连带上下游就可能有三四十万人受停工减产的状响。
解放初期，卷烟税收约占全部货物税的65%至70%。卷烟产业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新政权税收的萎缩。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关注。在中央财经会议上，分管财贸工作的陈云要求华东局：“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华东的纸烟可到全国各地去销，使上海的卷烟厂尽量恢复生产，以增加税收。”
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召开
1950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与食品工业部决定召开全国卷烟工业会议。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尝试通过从业者大会的形式来解决行业整体问题并讨论行业未来走向。收拾卷烟业的“烂摊子”，克服停工减产的困境，是会议上亟待解决的难题。
7月18日，食品工业部大礼堂，各地烟草企业代表共96人参加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卷烟工业会议。各区代表中，华北区31人，人数最多；其次为华东区29人。而华东区的代表中，就有21名来自上海——作为全国卷烟生产的中心，上海也成为参会代表最多的省市。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希望参会代表“怀着最高热情来解决目前卷烟工业上存在的问题，这象征着全国卷烟工业的大团结，展开了新中国卷烟工业光明的远景”。
当时，全国卷烟工业正处于“一国两制”的状态，东北地区已开始实施“市场专卖制度”，而关内则保持“自由产销、自由贸易”的运营状态。在中央主管部门看来，烟草业的自由产销无疑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是当时卷烟工业中“最严重的现象”，且“自由产销”常伴有“生产力过剩”、“偷税漏税”等问题。
于是，如何通过计划的方式来有效统辖整个市场，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毛主席的批示
全国卷烟工作会议之后，外资及民营企业占据行业主流的业态未彻底改变。正当有关部门难以继续推动卷烟专卖制度之时，毛泽东的表态使整个形势逆转，继而又使得卷烟行业的改造急速开始。
会议结束三个月后的1950年11月21日，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向毛泽东呈交部长杨立三关于全国卷烟行业概况的报告。在此前天毛泽东恰好通过杨尚昆向食品工业部询问国营香烟的质量。于是，在呈上报告的同时，杨立三特别交代宋裕和捎上几条“华东公营飞马烟公司”的沪产卷烟，请毛泽东试抽。
抽了国产、“飞马烟”，毛泽东非常满意。于是，他亲笔题写了本文开头的批示。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后，一度倒挂的卷烟改造路线有了定论——国营卷烟成为改造方向。不久之后，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喊出了新的广告口号：“国营烟厂是人民的烟厂，人民应该吸自己的香烟。”一场对外企、私企卷烟业的改造拉开了大幕。
外商烟厂成为第一批改造接管的对象。1951年1月22日，中财委主任陈云委托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龚饮冰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接收外商颐中烟厂问题。1950年12月，政务院批准接受颐中烟草公司的转让要求。双方随即围绕转让问题，展开了多轮谈判。时任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回忆：“当时外资的颐中烟厂已失去在我国垄断烟草供产销的特权地位，经营亏损、资不抵债，自愿交给中国经营。”1952年4月2日，颐中最终同意了政府提出的转让契约。
与此同时，政府逐步收紧私营烟厂的原料供应，希望私营烟厂更多地承担原料采购、分配的经济成本。陈云曾指示上海市有关方面：“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专卖事业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条例》第二条明确将“卷烟用纸”纳入国家专卖品范围。至此，烟叶、卷烟纸等卷烟生产最重要的原料皆已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在掌握原料渠道后，国营卷烟厂开始获得国家更多的政策倾斜。
1952年，上海卷烟工业公私比重发生逆转。私营企业的产量比重从1951年的72%降至1952年的24%。相较于上海其他工业领域，卷烟工业则成为全市私营企业比例下降最快的行业之一，卷烟行业几乎是在短短一两年间率先迎来了全面改造。截至1954年，上海卷烟工业通过一系列改造、兼并和接收后，全市剩下了23家大型企业，其中国营合营企业为7家，已占上海香烟总产量的三分之二。1955年底，上海的私营卷烟企业悉数被接收或进行了公私合营。
全国卷烟产量大增
烟草专卖制度推行后，上海卷烟工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潮：1954年时上海的卷烟产量几乎占全国产量的二分之一。华东军政委员会曾在1950年的报告中认为上海卷烟工业仅需要13826人，经过行业改造运动后，上海卷烟业的职工总数达到了24793人。上海国营卷烟企业实力不断壮大，上海重新成为全国卷烟工业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与销售中心。
从全国情况来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国卷烟生产也猛增了66%，生产成本则降低了19%。两者一来一去，卷烟业成为全国增长最快、赢利最丰的工业领域之一。
卷烟业的税收成为了新中国不可缺少的财政收入。宋裕和亦说：“卷烟工业过往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掠夺的工具。今后则应为人民祖国积累资本、增加收入。”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关心卷烟业，缘由亦在此。
1960年代初，为了对烟草工业实行更为集中的管理方式，正式成立了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而市场专卖制度也运作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