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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天津名牌烟被称为“路子烟”

[ 知识百科 ] 2014-12-31 来源: 城市快报(天津) 作者: 李宁
    如今,天津的各种公共场所都有“禁止吸烟”的标识牌。这些年,随着国家的大力宣传,特别是一系列控烟条例的出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吸烟有害健康”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时光倒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形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天津市档案馆保存着一组关于卷烟的老照片,那时的卷烟无论在制作、销售、宣传等各方面,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

恒大烟草厂包装卷烟

恒大烟草厂的包烟“摺角法”进行测试

恒大烟草厂职工在表演卷烟

由许昌运津的大批烟叶正在西货场卸货

恒大烟草厂的卷烟装车运出厂

  恒大烟曾经“见抽不见卖”
  于顺是天津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烟酒茶艺文化收藏委员会主任。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烟标收藏,对天津卷烟的历史有深入研究,但他本人并不吸烟。
  于顺仔细看了天津市档案馆提供的照片后告诉记者,天津的卷烟业一直很发达,烟摊销售的卷烟多为本地烟。“福字牌”“绿叶牌”“大枫叶”“恒大”“黄鹤”……说起天津曾经的卷烟老品牌,于顺如数家珍。其中最知名的品牌,非“恒大”莫属。




  据于顺介绍,“恒大”牌卷烟始创于上世纪40年代,最初为东亚烟草厂所生产。1950年,东亚烟草厂改名为“地方恒大烟草厂”,后又并入“天津卷烟厂”。
  1975年,狄华进入天津卷烟厂工作。狄华告诉记者,那时的卷烟分为甲乙丙三个档次,甲档烟价位高,一般人很少能抽得起。“特别是恒大烟,没有关系根本买不到。天津人大多吸本地烟,除此之外,天津的烟还供给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在东北,恒大烟被称为"路子烟"(有门路才能买到的)。”狄华说。于顺的话也印证了狄华的回忆,他告诉记者说,当时天津人口中传说着三大怪,除了“走路要比汽车快”“海河水腌咸菜”外,还有一句就是“恒大烟见抽不见卖”。
  除了日常生产,于顺说,当时的烟厂还生产过一系列“纪念款”卷烟。
  “上世纪50年代初,天津卷烟厂生产过标有"抗美援朝,卫国保家"字样的恒大烟;1958年春节生产了印有"恭贺新春"字样的恒大烟,此外还有"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大前门烟等。1951年,华北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大会在天津举行,为了配合这次活动,天津市烟草工业同业公会还特制了"展览牌"纪念卷烟。”于顺的家中藏有这些烟标和当年活动的纪念戳。在他看来,这都是对当年历史的清晰记录。
  卷烟上留下的历史印记不仅于此。据《天津通志·烟草志》记载,天津本身并不出产烟叶,而烟叶是卷烟生产的主要原材料。早年间,天津所用的烟叶多从美国进口。上世纪20年代,天津开始从山东、河南、安徽等国内早期形成的烟叶产区调进烟叶。新中国成立后,天津调进烟叶的地区更是扩展到贵州、云南、福建、湖南等十多个省份。那张由许昌运送来的烟叶在天津西货场卸货的老照片,就表现了这一场景。
  卷烟制作标准严格,不合格的要放入粉碎机
  对于已经退休的狄华来说,老照片中呈现出的工作场景让他倍感亲切。
  “我刚上班时,烟厂分为三个生产车间,分别负责制丝、卷制、包装。我当时在卷制车间工作。照片中的机器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制的,叫"新中国机器"。在这台机器中,烟丝被压成烟条,然后被烟纸包裹住。一张烟纸有四五千米长。机器上有刀,操作工按照规格,用刀把烟切割成不同的长度。那时,1分钟能生产900到1000支烟。现在的机器不止一把刀,效率很高,最快的1分钟能生产12000支烟。”狄华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经常有技术表演和竞赛。竞赛时,我们把机器的零件都拆下来,以最快的速度组装好之后,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切割出最多的合格烟。”
  对于“合格”的评判标准,狄华说“有很多”。比如切割处要平滑,不能有茬;再比如,现在的卷烟基本都有过滤嘴,商标被印在滤嘴上,但那时的卷烟都没有过滤嘴。牌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商标,被要求印在烟卷的指定位置上。牌号的位置是否准确,也是衡量一支烟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狄华说,不合格的残烟要被放入粉碎机中,让烟丝和烟纸分离,烟丝可以被再次利用。
  狄华是多年的老烟民,但他说,他吸烟和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他的话来说:“在烟厂工作的人,吸烟的并不比外面的人多。”但和烟厂之外的人相比,职工每月能买到两三条“福利烟”。"福利烟"比外面便宜。比如外面卖5元到10元一条的烟,福利价是两三元。”狄华说。
  烟摊把烟拆开卖,烟票不够就自己卷烟
  如今的卷烟,在超市、专卖店都可以买到,但是据70多岁的何志华老人说,上世纪60年代初,卷烟也要凭票供应。那时何志华刚参加工作不久,他本来是不吸烟的,但是,母亲的烟不够吸,为了多要烟票,何志华也学会了吸烟。
  “当时,只有会吸烟的人才能拿到配给的烟票。一张烟票能买6盒烟。我吸烟并不上瘾,就把省下的烟留给母亲。我记得我们吸的是"福字牌"卷烟,两三毛钱一盒。此外还有"绿叶牌"的,1毛8一盒。至于"恒大"烟,需要特供的票才能买。那时的烟摊,有时也把整盒的烟拆开零卖。拆开的烟一般都是普通烟,然后把五六支烟配成一份,按份卖。”何志华说,他当年也经常去烟摊上买拆开的烟,但即使这样,烟还是不够吸。当被记者问及“为什么不去多买几趟”时,何志华笑着说:“当时的人没这么多心眼儿。那时的烟摊老板不是有钱就赚。你去的次数多了,老板认识你了,就不会卖给你了。”
  配给的烟不够吸,人们只好“自力更生”。“烟票不够用,人们就偷偷找别的途径买烟叶、烟丝,抽烟斗或者自己卷烟。烟斗基本都是自己做的—当时的工厂里,经常能看到工人们自己做烟斗的情形。人们的烟斗做得很讲究,都是选用能找到的好木料,还会用到车床这样的工具。除了烟斗,人们还买来烟丝和纸,自己卷烟。那时卷烟还有口诀,不过年头多了,我已经都忘记了。”何志华说。
  “吸烟有害健康”已成共识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卷烟没有用保护人们健康的过滤嘴;更早的时候,报刊上随处可见卷烟广告。然而,随着人们对吸烟危害认识的加深,如今的卷烟包装上都印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语,此外,卷烟不允许再做广告,甚至影视剧中对于吸烟镜头也有了细致规定。2012年,颁布了《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提出了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等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即使是那些仍在吸烟的人,如今也已经达成了共识:吸烟有害健康。

记者 李宁          
老照片 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烟标照片 于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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