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把历史的镜头对准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我们烟草人感动的，不仅仅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程，还有长征出发地——中央苏区烟草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烟草在满足人民需求、增加财政收入、支援革命战争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敌人封锁 中央苏区烟草业遭到破坏
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包括赣南、闽西两大区，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左右。
烟草业是赣南、闽西的传统产业，其中，赣南于都县的烟丝、闽西永定县的烟叶和条丝烟十分著名。特别是永定条丝烟，不仅在福建，而且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上海、广东等地都有专销店，年产值达百万余元。随着卷烟的输入，人们传统吸烟习惯的改变，以及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等原因，产量日渐减少。
中央苏区建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苏区的烟草业遭到破坏。1929年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5县的烟叶生产比苏区建立前减少了六成。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敌人加剧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导致烟丝运不出去，卷烟运不进来。
发展烟草 中央苏区振兴经济的要项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十分重视经济的恢复，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其中就包括发展烟草业。
首先，发展烟叶生产。1933年，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报告中，把烟叶生产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之一，指出“烟叶是日用品，又是出口（即出境）大宗，粮食有余的地方应该多种，但粮食缺少的地方则不应拿了田亩种烟，应多开山土种”。并指出谷米、杂粮、蔬菜、木材、棉麻、烟叶6项，“是我们在夏耕中的要求，是我们夏耕中的目的，我们的夏耕为了这些而努力”。在苏区工农民主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业得到发展，赣南苏区1933年的农业生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15%，其中烟叶增加了30%。
其次，扩大烟丝生产。中央苏区在发展烟叶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传统的烟丝加工生产规模。当时在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号召下，从事刨烟生产的手工业者相继成立了互助合作社。这种刨烟生产合作社是一种参股互助形式的集体组织，在龙岩、永定、上杭、于都、兴国、宁都等地相当普遍，仅闽西苏区从事造纸、刨烟的合作社工人就达数千人之多。据1933年8月的统计，江西于都县有刨烟合作社4个，最大的合作社有社员240人，股金达7082元。在发展烟丝生产的同时，根据群众的消费需求，还在瑞金县成立了纸烟厂，开始卷烟生产。苏区烟丝生产的恢复，得到了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的肯定。
第三，鼓励烟草输出。苏区烟草是对外输出的大宗产品，必然要通过外销换取生活必需品，因此烟草对外输出引起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的关注。1933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把“统筹闽西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使纸、木、烟能够输出，外来生活品源源而来，调节粮食、金融以解决赤色区域群众之生活问题”作为闽西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会议还制定了“保护纸木烟之输出”的措施。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在同年6月的南阳会议上，讨论了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问题。会议认为，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和商人消极怠工等原因，苏区的土产——纸张、烟叶、木材、茶叶等输出困难，而输入的布匹、油盐和药材数量少而价格高，遂“决定保护纸厂、烟厂的生产政策，保护贸易自由和奖励出口”。会后，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鼓励各地贸易局（公司）增加卷烟输入和烟丝、烟叶的输出。为了鼓励输出，烟草在关税（出入境税）政策上享有低税优惠。
第四，建立配套的税收政策。由于烟草属于奢侈品，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按照“寓禁于征”的原则对烟草征以重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实行商业累进税，分13个等第。当时烟丝采取从量征税的办法，无论黄烟（即条丝烟）、熟烟（即黑烟、粗烟），每捆均以25公斤计算，超过25公斤的按斤数加税。翌年修改税则，把商业税分为14个等第，最高税率达25%。1933年，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明令将屠宰、刨烟、酒菜馆、打银店营业税加重。除了商业累进税外，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对出入境的烟草征收关税，对输入的烟丝、卷烟从价征收50%，输出的烟丝从价征收2%，从而使境外的烟丝难以输入，境内的烟丝作坊得到发展。
在中央苏区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烟草经济得到发展。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央苏区的烟草业也随之成为历史的回忆。
敌人封锁 中央苏区烟草业遭到破坏
中央苏区以瑞金为中心，包括赣南、闽西两大区，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左右。
烟草业是赣南、闽西的传统产业，其中，赣南于都县的烟丝、闽西永定县的烟叶和条丝烟十分著名。特别是永定条丝烟，不仅在福建，而且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上海、广东等地都有专销店，年产值达百万余元。随着卷烟的输入，人们传统吸烟习惯的改变，以及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等原因，产量日渐减少。
中央苏区建立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苏区的烟草业遭到破坏。1929年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5县的烟叶生产比苏区建立前减少了六成。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敌人加剧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导致烟丝运不出去，卷烟运不进来。
发展烟草 中央苏区振兴经济的要项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党和工农民主政府十分重视经济的恢复，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其中就包括发展烟草业。
首先，发展烟叶生产。1933年，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会、土地人民委员会在《发展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报告中，把烟叶生产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要项”之一，指出“烟叶是日用品，又是出口（即出境）大宗，粮食有余的地方应该多种，但粮食缺少的地方则不应拿了田亩种烟，应多开山土种”。并指出谷米、杂粮、蔬菜、木材、棉麻、烟叶6项，“是我们在夏耕中的要求，是我们夏耕中的目的，我们的夏耕为了这些而努力”。在苏区工农民主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农业得到发展，赣南苏区1933年的农业生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15%，其中烟叶增加了30%。
其次，扩大烟丝生产。中央苏区在发展烟叶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传统的烟丝加工生产规模。当时在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号召下，从事刨烟生产的手工业者相继成立了互助合作社。这种刨烟生产合作社是一种参股互助形式的集体组织，在龙岩、永定、上杭、于都、兴国、宁都等地相当普遍，仅闽西苏区从事造纸、刨烟的合作社工人就达数千人之多。据1933年8月的统计，江西于都县有刨烟合作社4个，最大的合作社有社员240人，股金达7082元。在发展烟丝生产的同时，根据群众的消费需求，还在瑞金县成立了纸烟厂，开始卷烟生产。苏区烟丝生产的恢复，得到了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的肯定。
第三，鼓励烟草输出。苏区烟草是对外输出的大宗产品，必然要通过外销换取生活必需品，因此烟草对外输出引起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的关注。1933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把“统筹闽西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使纸、木、烟能够输出，外来生活品源源而来，调节粮食、金融以解决赤色区域群众之生活问题”作为闽西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会议还制定了“保护纸木烟之输出”的措施。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在同年6月的南阳会议上，讨论了革命根据地的财政问题。会议认为，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和商人消极怠工等原因，苏区的土产——纸张、烟叶、木材、茶叶等输出困难，而输入的布匹、油盐和药材数量少而价格高，遂“决定保护纸厂、烟厂的生产政策，保护贸易自由和奖励出口”。会后，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鼓励各地贸易局（公司）增加卷烟输入和烟丝、烟叶的输出。为了鼓励输出，烟草在关税（出入境税）政策上享有低税优惠。
第四，建立配套的税收政策。由于烟草属于奢侈品，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按照“寓禁于征”的原则对烟草征以重税。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实行商业累进税，分13个等第。当时烟丝采取从量征税的办法，无论黄烟（即条丝烟）、熟烟（即黑烟、粗烟），每捆均以25公斤计算，超过25公斤的按斤数加税。翌年修改税则，把商业税分为14个等第，最高税率达25%。1933年，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明令将屠宰、刨烟、酒菜馆、打银店营业税加重。除了商业累进税外，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对出入境的烟草征收关税，对输入的烟丝、卷烟从价征收50%，输出的烟丝从价征收2%，从而使境外的烟丝难以输入，境内的烟丝作坊得到发展。
在中央苏区党和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烟草经济得到发展。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央苏区的烟草业也随之成为历史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