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珠海经济特区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拟对室内公共场所和十类室外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违者最高罚款500元。有媒体将之称为珠海“史上最严控烟令”。
随着“健康中国行动”之“控烟行动”的开展，每年都有一些城市推出“最严控烟令”，严格的控烟政策和广泛的宣传活动，使绝大部分群众不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这一共识，并且“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也成为自觉遵守的行为。
尽管控烟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还有一些因吸烟引发的不和谐行为发生。比如，4月21日，上海迪士尼乐园就因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引发冲突，虽然后来肇事者被依法拘留，但也再次暴露出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景区的吸烟点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尤其是在节期日期间，人流量比平时大好几倍的情况下，这些吸烟点是否能满足烟民游客的现实需求？
这不是一个景区存在的问题，而是许多热门景区都面临的现实问题。长期的控烟实践告诉我们，控烟，只靠堵是行不通的。当一个群体合理的、正常的需求长期被忽视和压制，就一定会在其它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
许多人支持严格的控烟政策，但严控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要有边界？没有边界会怎样？
其实，一切规划的制定都是有边界的，只有在边界之内，才能最大限度地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保证规则的合理性。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规则越合理，受规则约束者的权利越能得到尊重，他们的守则意愿也越好。
国际方面，近期，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揭示了美国大烟草公司如何利用手段反对纽约州实施“薄荷醇卷烟”禁令。烟草大公司利用金钱游说立法者，制造美国种族议题分裂黑人群体，目的只为阻止不利于其自身的法案出台。
纽约州州长凯西·霍赫尔 (Kathy Hochul) 近期在州议会上提出禁止薄荷醇卷烟，使得纽约州成为烟草“战争”的焦点。尽管这项禁令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它激怒了一些黑人领导人，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薄荷醇卷烟转入地下市场，可能会增加黑人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报道说，奥驰亚集团和雷诺烟草已经花费数十万美元聘请了说客组织，其中包括 Bolton-St.等顶级游说组织。披露文件显示，其在1月和2月的总支出就超过40万美元，卷烟制造商还与说客组织签订了总额超过 140 万美元的全年合同。
纽约代理卫生专员詹姆斯麦克唐纳博士说：“薄荷醇是烟草业的一匙糖，不是为了帮助药物下降，而是为了帮助尼古丁开始上瘾，”
纽约公共利益研究小组的首席游说者布莱尔霍纳则认为：“薄荷卷烟的科学性没有问题，这只是政治问题。”
在瑞典，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发布重磅报告《瑞典经验：通往无烟社会的路线图》，称因推广电子烟等减害产品，瑞典即将把吸烟率降至5%以下，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第一个“无烟”(smoke free)国家。报告也就“如何复制瑞典模式”提出多条建议，包括公开承认电子烟减害，让烟民能方便地购买电子烟等。数据显示，瑞典电子烟用户的占比从2015年的7%升至2020年的12%，与之相对应，瑞典吸烟率从2012年的11.4% 降至2022年的5.6%。
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从社会问题演变到政治问题，从传统卷烟缩减到电子烟的崛起，本来围绕人类健康事业而开展的控烟工作，越来越成为明晃晃的利益博弈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