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胡子下一明一灭的黄纸火引，吹火花时有节奏的“嚯嗒、嚯嗒”声，烟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响着……记忆中的爷爷多数时候都端着一把铜烟壶，满脸陶醉表情。
不记得那烟是什么味了，也不记得有没有在好奇的时候吸一口那铜烟嘴，或者吸到了也呛到了，或者根本不得要领，为制造不了那欢快的咕噜声而号啕大哭过，但是那些被水烟蒸腾过的故事却历久弥新。
故事多半发生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那时候爷爷在洋布行里当学徒，爷爷说要做学徒不容易，包揽全部的杂活不说，还挨打受气。但爷爷又说那是天经地义，因为学真本事就要吃苦。后来，爷爷成了洋布行里的一把能手，走过很多码头，见过不少世面。在爷爷的描述中，那时候的时髦太太喜欢买洋布做旗袍，那布几近透明，很花哨；洋派小姐则喜欢剪齐耳短发，穿学生裙，臂弯里夹本洋文书……
爷爷抽着水烟讲故事的时候，奶奶坐在矮凳上吱呀吱呀纺棉线，姑姑的织布机嗡呀嗡呀地响。在来来回回的梭子声里，奶奶偶尔也会摇头，说，要不是乡下土地改革，你爷爷现在可是上海的退休老工人。呵，退休工人，那时候在农民眼里，是很荣耀的。
爷爷虽读过私塾，走过码头，做过洋布生意，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庄稼人。不晓得在那次土改运动时，爷爷是怎样作出抉择的，当他挎着包裹站在回程的船头时，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在我渐趋模糊的记忆里，爷爷卷起粗布裤腿一步一挪地插秧苗，蹲在田埂上拿着草帽赶蚊子，赤膊穿着裤衩在晒场上翻滚金黄色的谷子麦子。从浑身沾满泥浆、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爷爷身上，怎么也看不出丁点儿的上海风情。
一位小说家描写抽水烟的情景时说：“腾云驾雾间，水迷烟醉中，经典的时光恍若倒流，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我想，爷爷大概也是如此，那段属于洋场的青春回忆只有在水烟壶温吞吞的咕噜声里追怀吧。
爷爷做了大半辈子的农民，但还是有别于村子里的其他人。爷爷不起早，晚睡，通常在夜深人静时，喜欢用舌头舔毛笔写出漂亮的楷书，或者隐在漆红色算盘后面拨弄出噼哩啪啦的声响，有时则架着玳瑁老花镜看报纸。爷爷或许是用这种方式，希望在岁月的流逝中抓住点什么吧。
爷爷古怪而严厉，譬如他从不哄我，更不纵容与溺爱我。大多时候爷爷会厉声地喊：“过来，帮爷爷晒谷子”，“把堂屋扫一下，鸡屎都成堆了”。有时候甚至觉得爷爷不近人情，自家的果子熟了，清早采摘了去卖个新鲜，也不给我解馋。爷爷惟一关心的是我的学习，看我满纸的“狗爬字”，便劈头盖脸地批我，批完后就叹息，说现在的老师不如旧社会的先生，私塾用尺子打，师傅用笤帚打，现在的人，不打不成器。
爷爷还有点像九斤老太，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觉得今不如昔。他鄙弃“蛤蟆镜、喇叭裤”；唾骂“黄头发、红肚兜”；指着刚买回家的反季大棚菜，掰着指头数：有激素、有抗生素、有农药残留……现在啥都是假的，人心都让狗吃了。
最后那几年，因为肺气肿，爷爷无奈放弃了几十年的嗜好，戒烟，食素，常年以地里的大豆青菜用清水煮了佐食，动不动就说：“做菜为啥放这么多油！”吃完饭，爷爷便骑着爸爸当年退伍的“凤凰牌”自行车，上午去村里的茶馆搓麻将，下午在廊前晒太阳喝茶，闲了就去桥头的小卖部，和一些同样花白胡子的老农讨论国家大事，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
有关国家大事都是从报纸上看来的。爷爷水烟不抽了，算盘也不打了，但报纸不可以不看。看的报纸一般都是过期的，以前从村里拿，从砖瓦厂拿，后来从姑父的乡镇企业拿。
爷爷是看着报纸离开人世的。摸着爷爷浮肿渐凉的身体，很多场景在我眼前飞速闪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工分岁月，保皇派一样怀旧的晚年……
此后我经常做梦，梦里爷爷又抽起了水烟，“咕噜噜咕噜噜”，水烟壶开始唱歌了，爷爷的腮帮子一瘪一瘪的，金属的壶身照得爷爷的脸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