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前同事在重新择业后选择去一家以控烟为主题的N G O机构谋事，不久前我们在前东家的“同事会”上重逢，得知她眼下正为一个大项目奔忙，即协助深圳大运会执行局策划和推进控烟推广和外事宣传工作。
关于深圳市政府要办一届无烟大运的决心，之前我曾有所耳闻，但作为一个资深烟民，我还是对这位前同事通过努力工作达成所愿信心不足。联想到2008年奥运之前，北京市政府也曾承诺要奉献给世界一届无烟的奥运会，但实际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出于人以群分的缘故，我周围的朋友烟民人数众多，且大都有过不少于十年的吸烟经历。在我们那一代人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偷偷吸烟几乎可以被视作心智趋于成熟的表象。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朝夕相伴，即便明明知道陪伴自己的是死神带路者，怕也难免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早已经割舍不下了。此外，吸烟毕竟是社交文化中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元素，只有吸烟者才能体会递烟是一种如何简洁有效以至于别无取代的沟通手段。
所谓宣传控烟，除了在香烟包装上印好“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找几位像濮存昕、杨澜一样长着一张国字脸的明星做代言人，放几部画面惊悚恶心的宣传短片之外，控烟协会和卫生组织似乎再也想不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倒是2007年北京市政府为了在奥运到来之际，推广“无烟奥运”的形象，曾经大张旗鼓地发起了一轮控烟运动。但因为应者寥寥，最终也没了下文。
这完全可以作为一次借鉴提供给深圳大运会。当初北京市一道控烟令下，强行在餐馆、酒店、机场、车站等公共场合禁烟。但可想而知，这道控烟令从酝酿之初便存在考虑不周的先天不足。首先是对老烟枪们的数量估计不足，根据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所公布的数字，2010年不完全统计，中国的烟民总人数达到3.5亿。实行禁烟，也便意味着要在公共场所为吸烟者开辟专门的吸烟区，具体到需要多大空间的吸烟区，这让许多酒店餐馆犯了难。其次是对公众在餐馆就餐习惯缺少了解，一般来说去公共场所就餐总少不了三五个朋友，想做到其中都是无烟主义者得是多么稀罕的小概率事件，这样一来的结果便是无烟区形同虚设，有烟区供不应求。时间一长，餐馆的C E O们自然也便从善如流，接受沸腾的民怨，不得不默许了烟民与二手烟民的求大同存小异。
控烟之难可见一斑，即使吸烟者出于顾及无烟主义者的要求一时忍住不吸，但势必也要影响到社交的质量。有朋友曾向我推荐过戒烟糖和电子烟这类产品，据说对身体健康的损害会小一点。每次当我决心戒烟的时候，耳朵里总会响起许美静的那首歌：你抽的烟让我找遍镇上的店……找抽的意义，只有没烟可抽的时候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