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牺牲后,母亲含辛茹苦，异常艰难地把我们四姊妹抚养成人，实在不容易。可大哥刚进入成年就学着吸烟，把吸烟当成潇洒和玩味，避着母亲偷偷地吸烟，母亲终于发现大哥吸烟，简直把她气死，大哥是长子，在母亲心目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她对他爱之愈深，对他的吸烟也管得愈严，先劝说无效，接踪而至的是打骂。
母亲并将监督大哥吸烟的任务交给我。我遵母命，发现大哥抽烟，立即向母亲检举揭发，因此，大哥多次遭到母亲的打骂，有一次，母亲把大哥 打得往床底下钻，他知道是我密报的，对我十分仇恨，母亲却对我更加疼爱。不久，我的小哥也学着大哥吸取烟来，母亲虽然费尽了心机，使尽了各种办法，也未制止他们抽烟。为此，母亲感到极为痛心和失望。
随着时间往前移，我也日渐长大， 她把禁烟的目光投向我，那一天， 她十分严肃地对我说：“国典，〔我的乳名〕你长大了，不要学着你的两个哥哥去抽烟，抽烟是有害于身体健康的坏事，不是好事，你能不能做到一生不抽烟？”我深深理解母亲怀着对两个哥哥抽烟忧心忡忡和对我寄予殷切希望的心情，我当即向她表态说：“我能够做到一生不抽烟。”她听了我的回答，欣慰地笑了起来。从此，母亲对两个哥 哥 吸烟的打骂，以及对我的教诲和期望，深深刻在我的心坎上，长期萦绕于脑际。
我于1948年秋天离家参加革命，是年冬调到湖北省应城县《现为市》税务局工作近十年，由稽征员干到局长。从1949年到1952年夏，只有简单的衣食温饱，而无津贴，没钱抽烟，1952年秋季我改为薪金制，有了自已的工资，有条件抽烟，可我不但不抽，相反，在大小会上宣传吸烟的害处：“抽烟是花钱买病害，是损坏身体的坏事，是一种慢性自杀，也是资本家向税务干部进攻的糖衣炮弹，劝大家不要抽烟”。后来。我担任共青团应城县委书记时，同县、区、乡团干部一道倡议，团干部带头不抽烟，做团员和青年的表率。无疑，我是严格自律带头做到不抽烟。
虽然，我参加工作多年 ，母亲对我是不是不吸烟常系心中，密切关注，可以说贯穿她生命的终点，母亲生前曾为我抚养大儿子，后来孩子们长大了，她也常来看望孙儿和休息。她见人递香烟我吸，我未予接烟，她就感到高兴和安慰，并当面表扬我：“你有恒心，当干部不吸烟，真不简单，这好，这好。”她回到老家对人讲：“我的国典，当干部不抽烟，连人家递给他不要钱的香烟,他也不抽一 根。”母亲的表扬，既是对我敲警钟，也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使我更加坚定了不抽烟的信心和决心。
即使我后来担任县政府财贸办公室、县委财贸政治部、区委、县委和地委部级领导职务，同方方面面的人士广泛的接触，频繁的交往，有着“良好”的抽烟的环境和条件，抽烟的机遇多，会议桌上、宴会席上、宾馆房间，摆上高级香烟，我都无动于衷，每当人们客气殷勤地向我奉上香烟时，我都拱手相告：“不会”，而婉言谢绝。有人用香烟向我送礼，我以不吸烟为由而拒收。什么上世纪50年代的红牡丹，60 年的大前门，70年代的大中华，80年代阿诗玛，90年代的塔山王，所有这些名贵的香烟，对我来说，都失去了诱惑力。理由很简单，母亲教我不抽烟的教诲未敢忘怀。
同时，我也十分注意防止被动抽烟，凡会议室内、居室和车中烟雾迷漫，即使冬天，我也要亲自动手打开窗门车门，吹走烟雾。
由于我是一个严格不吸烟者，引来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讥讽，说我是“妻管严”、“怕老婆”、“吝啬鬼”，经济封锁紧，无钱无权抽香烟。我也不作任何解释，总是一笑置之。人们以此取乐说我默认了。更有甚者，领导和同志们把香烟点燃，递在我的手上，并打赌说，只要我吸一口，他们就请我的客，即使这样，我宁可让香烟自燃自灭，也不为美餐而去违背母命。
现在我已年至耄耋之年，看来，能做到终身不抽烟，彻底实现母亲生前对我的殷切宿愿，是没有问题的。
我亲见大哥、二哥和我童年朋友和一些同事因吸烟，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也见到有的领导和同事因吃烟而患上气管炎、肺气肿、癌症和心血管等多种疾病，久病缠身，咳嗽不已，不仅本人倍加痛苦，又污染空气环境和影响他人的健康，也令他人十分讨厌。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香烟供应极为紧张，有的干部烟瘾大，常为吃烟开后门而受到群众的严历的批评，当时流行的民谣：“区、社干部吃新华，吃了再去拿，县委领导吃红金，吃了一根接一根，大队干部吃公鸡，实惠又便宜，社员吃花絮，越吃越有气。”
在这些吸烟受害的事实面前， 我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我不吸烟未患上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已年至83岁耄耋之年的我，从不咳嗽，身板硬朗，自已未受罪，家人未受累，也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医疗费，过去没为开香烟的后门挨批评。所有这些，都应感谢母亲对我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在我的影响下，优良传统代代传，我的孩子都不抽烟，连我的侄子们也不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