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我们这个城市抽烟的人大多抽旱烟。最主要的原因是便宜，抽旱烟的花费比抽最低挡次的卷烟还要少很多。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低，每一笔支出都是要精心算计的。二是旱烟比卷烟“劲”大。
父亲抽的就是旱烟。他买回来旱烟后，解开捆放在太阳下将余下的水分晒干、晒脆，然后搓成碎末，最后再用箩将其中的土末筛出来，扔掉。父亲很节俭，即使是烟梗也舍不得扔掉，也要蹲在地上用锤子凿成碎末，掺和到烟末里。抽烟时随抽随卷，将烟末倒在卷烟纸上，卷成锥子形。所以有人戏称自己抽的旱烟是“锥子牌”。卷烟的纸也是专用的，当时的小百货商店就销售成沓的卷烟纸，这种纸比一般的纸薄一些。
我记得当时抽旱烟的人随身携带盛烟容器，有的是用吃过药后留下的药瓶子，有的是用旧自行车内胎剪一小段改制，还有的是用薄铁皮制作。旱烟还有另一种抽法，那就是将它装进烟袋锅里抽。不过，使用烟袋锅的人很少。那时抽烟的人坐在一起边聊天时，内容大多就是谁的烟好抽，谁的烟是多少钱一斤买的，谁的烟“劲”大，在哪儿买的……
我去过我们院王婶的娘家，在距城市三十多里的农村，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家境殷实家庭的大院。院子里除了有两套三间的住房和一座猪圈外，就是可种植农作物的地了。王婶娘家的人每年都在院子里种很多旱烟。烟多，自己家自然抽不了，就要把绝大部分卖掉，换成现金，用来补贴日常生计的开销。父亲经常从王婶家买旱烟。
父亲在单位有时也让同事抽自己的烟。同事们抽了觉得味道不错之后，自然会问，多少钱一斤，在哪买的，听了价钱也合理，就要父亲领着他们去王婶家买烟。可是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不允许个人买卖东西的，更不允许自由市场存在。如果农民个人种植的包括旱烟之类的农副产品自家消费不了，需要出售时，必须以低于商店的卖出价出售给国家的土产、棉麻、蔬菜等相应的公司。
在我的记忆中有过那么几次，父亲下班后分别领着他的同事，我称为靳大爷、田叔叔、赵叔叔的……到王婶家买旱烟。去之前父亲就跟他们说好了，“我别的啥也不管，只把你们带到她们家去，至于烟的好坏，价格的高低，全由你们谈。买与不买由你们自己决定。”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位叔叔、大爷到买烟的成交过程都十分简单、顺利，没有过多的如在集贸市场上买东西的挑剔和讨价还价。来了之后先卷一支王婶家的旱烟尝一尝，一问价格，就成交。父亲的这一行为也绝不同于当下的“托儿”，完全是多管闲事，绝无半点好处或人情。
然而，就这么毫无政治意义、微不足道的小事却给父亲带来了很大的苦闷和烦恼，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铲除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单位的领导在全体会议上多次点名批评父亲，说他帮助别人卖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帮凶”。父亲是不大爱说话的人，也从来不把在单位受到的委屈在家里倾诉。直到事情过了许多年之后，父亲已到了晚年，一天才无意中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