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生爱烟，他与“熊猫”烟的故事几乎世人皆知。但在“中华”烟问世的最初几年里，他也是“中华”烟不离手。然而，谁能想到，在文革浩劫中，对大起大落的邓小平来说，能够抽到“中华”烟，简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1969年10月18日，在战备的名义下，一大批老干部被“疏散”出北京。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被软禁在中南海自己住处的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10月20日，邓小平携夫人卓琳到达南昌，几天后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改行”成为一名早过了退休年龄的老钳工。据邓小平女儿回忆：父母亲在江西下放期间，生活相当俭朴，能省的开销尽量节省。烟，抽了几十年了，一下子戒不了，但可以减量。省革委会可以帮助买平装“中华”烟，每月最多只买一条，控制在三四天抽一包。上午去工厂一根不抽，午后和晚上抽几根，按时按量，绝不多抽。
1972年11月12日，天刚蒙蒙亮，一辆灰色的“伏尔加”驶出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大院，车上坐着“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居新建县望城岗的邓小平。这是他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那天上午参观沙洲坝。邓小平和卓琳由瑞金县人武部部长潘学义等陪同，先看了毛泽东的旧居“元太屋”和“红井”，接着看了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然后，他们来到设在沙洲坝的江西省九O九地质大队，听取了大队工作情况汇报，还参观了地质标本室、化验室，与技术人员交谈了一会儿。来到当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找到总政治部所在地的“白屋子”后，邓小平从左小门穿过中间的大厅，再到右侧的各个房间看了看，然后来到大厅门外。当时正是红薯收获季节，有几位老表正忙着晾晒红薯粉。邓小平随手拉过一把靠背竹椅坐下，从口袋中抓出一把 “中华”烟，对那几个老表说：“来，歇一歇，抽支烟!”说完，将烟一一散发给他们，自己也点燃一支，然后非常和蔼地问道：“你们家一共有几口人？今年收成怎么样？”老表们已经认出是邓小平，兴奋地赶紧将“中华”塞进口袋，舍不得抽。大家抢着回答他的问话。邓小平与他们交谈了大约十几分钟，祝福老表们年年丰收，家庭幸福，并与大家握手告别。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政委，尤太忠将军是其麾下一名旅长。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部队路过光山县。小平同志了解到尤太忠将军的家就在附近，就让李达参谋长给尤将军十个银元回家探望老母亲，使将军一直深以为念。1973年2月22日晚上，被贬谪江西三年之久的邓小平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尤太忠将军和李达、苏振华三人一起，冒着极大的风险去看望了邓小平。当时，李达和苏振华都是在“文革”中靠边的老同志，而尤太忠将军则不同，他虽受冲击但未“靠边”，还担任着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的职务。据尤太忠将军回忆：“我走到西山的一个院子里，看到小平同志，立正给他敬了个礼，握握手。他看到我来有点惊讶，说：‘啊呀，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敢来看我吗？’我说：‘你是我的老政委啊。’”尤太忠将军说：“当时，我口袋里就装着带嘴的中华烟。由于动作慢了些，邓小平先给我递烟，我只好接过来吸了，光板烟，那烟差得很。结果，我自己口袋里带嘴的‘中华’怎么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了。”看到邓小平那个境况，尤太忠将军心里很不是滋味。
从西山返回后，尤太忠没有回家，而是直驱京西宾馆，找到在小卖部当经理的一位老部下。当时“中华”是最紧俏的高档商品，需要凭票购买或按级别分配。尤太忠将军买了五条“中华”后，立即驱车回到小平住处。邓小平立马拆开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支，掏出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说：“啊，味真好，好多年没吸这么好的烟了”。